理解宋朝・中心化帝国

大宋帝国人口集中在中原，而罗马帝国正相反——它的中原是大海，人口都分布在各个边疆角落。

这是两种典型的文明样态——中心化文明和去中心化文明。

古代中国最发达的农耕区域连片相邻，包括华北平原、关中平原、长江中下游平原。一旦帝国牢固掌握了这些土地，它就拥有了一个中心化的基盘，能够稳固支持向四周的每步扩张。整个中原帝国两千年的发展史，大体也就是从这个中心向四周辐射扩张不断深化发展的历史。“中国”（the central country）这个词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地理状况。

而罗马帝国的情况相反。从罗马出发无法直达帝国的任何一个大区——要么得跨越阿尔卑斯山，要么得横渡地中海。所以帝国的中心化基盘始终很小，他的对外扩张很不稳固，难以持久。在帝国还未解体的时候，就已经不得不实施“四帝共治”，到帝国解体后，去中心化的趋势就更为明显，最后分解为数十个民族国家。

基于地理状态导致的文明样态不同，会带来观念上的进一步差异。

对于去中心化文明来说，要维持某种稳定秩序，就需要在松散的世俗帝国权力之外谋求一种更坚固的共识。在罗马帝国的实践中，这个共识就是基督教。

基督教信仰作为一种社会共识，慢慢发展健全了自己的权力机构——教会，并拥有了自己的中心化权威：教皇和主教。这就使得西方中世纪形成了世俗王权+宗教神权的双中心权力结构。世俗国王让渡了一部分权力给教会，用来换取社会秩序的稳定。即使后来罗马帝国一分为二，甚至裂解为一个个王国，这种二元结构始终未变。

而与此同时，中心化文明则不太适应这种二元权力结构。从东汉末年黄巾军的“苍天当死、黄天当立”，到东晋的孙恩、卢循天师道造反，带有秘密会社性质的宗教反而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源泉。中原帝国很早就意识到需要建立从属于中心化世俗权力的社会共识，于是选择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

简而言之，为了维系自身文明的存续，去中心化的西欧文明选择在帝国权力之外谋求一种宗教共识，中心化的中原文明则选择建立和帝国权力一体化的国家意识形态。

这两条路各自有许多挑战。

在天主教笼罩下的中世纪欧洲，教权看似独立，但实际很难完全离开世俗力量单独存在。高阶教士大抵都由王公贵族充任，教会在农村设置教区，依靠专属教会的土地和税收来保障教会运作，教皇本身更是拥有独立的领土，相当于一个世俗国家。当教权越来越深入世俗生活、和世俗利益产生越来越深纠葛的时候，宗教就越来越难超出自身利益立场去充当一个公正的调处者，它作为社会共识的角色就会开始瓦解。

东方的儒家学说则面临另一种挑战。儒学诞生于去中心化程度很高的春秋战国时代，因此在很多地方和中心化帝国的需求格格不入，所以帝国往往不得不夹杂着采用法家手腕。当整片土地陷入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年分裂时，帝国权威削弱，法家手腕也不总是行得通，佛教、道教又成为明显挤压儒学的新力量。

中心化文明想要建立的其实是一套国家意识形态，但早期的儒、法、道、佛都不是完全合适的学说。更重要的是，除了法家，剩余学说的解释权也并不完全掌握在朝廷手中。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代，知识和文明的传承守护无法依靠走马灯式更迭的王朝，更多依赖的是地方上的世家大族，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拥有了对经典著作的解释权，他们当然会基于家族和地方的立场诠释学问，这就本能地难以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容。

基督教挑战的激化和解决发生在15、16世纪宗教改革前后；而儒家为危机寻找解决方案的努力则集中发生在11-13世纪的两宋期间。这两个漫长的过程都直接触及现在的我们：宗教改革之后诞生的新教伦理直接导向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，而宋人最后选择的程朱理学也至今仍深植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中。

宋人拥有前所未有的解决危机的良好条件。从755年的安史之乱，到宋帝国于979年重新完成统一，频繁的战争已经瓦解了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和割据势力。要重新塑造中心化的社会共识，社会结构层面的阻碍已经抹平，剩下的难题只是说服天南海北的读书人。

从北宋中期开始，到南宋灭亡为止，人们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学说，试图寻找一种能够符合中心化帝国需要、又能得到知识阶层广泛接受的社会共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历史选择了一些，抛弃了一些，也改造了一些。